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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位置：不愿被遗忘的农业“死地”
这里地处丘陵地带，无法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，土地流转也不起作用；这里，惠农政策留不住农民匆匆进城的脚步，满村只见白发与儿童；这里，1/3的耕地长满了两尺高的杂草；这里是国家主要产粮省份之一。
粮站变工厂
“有什么好采访的，这就是一个死村!”
4月18日，记者走进江西省北部的一个小山村，该村一位村干部的激烈措辞和表达方式让记者印象深刻。记者是在村间小路上碰到他的。他叫王建，今年29岁，2002年起在村委会上班。
王建说，这里没人愿意种庄稼，土地基本都荒废了，种上的庄稼收成也很一般。“你看，一片死寂!”他说。
他带着记者沿着通往乡政府的水泥路上走了一段，2公里的路程中，路边耕地里见不到一个人影。不过，有7块水田已经犁过了，这表示主人是打算播种的。“现在还没犁过的、没除草的(耕地)很可能就是不种的。”王建说：“没有人(种)!”
记者发现，耕地荒废的情况似乎并未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严重，就表示要到该乡粮站了解前几年的粮食收购情况。
遵照王建在电话中的指引，记者找到他说的粮站地点，却只看见一家工厂，搭建着几个面积不大的两层木棚。大门口有位60多岁的老人，努力睁着浑浊的眼睛看着记者，耳朵不是特别好使。在这个地点转了几分钟，记者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不是粮站。仔细观察工厂门牌，发现边上还挂着一块牌子，还真是“粮站”。接通粮站站长的电话，却得知，他不在这里办公。
在马路对面的一家煤气站的办公室内，记者见到了粮站站长雷某。他告诉记者，他这个站长只是虚名，粮站早就名存实亡，基本不收粮了。
他说，乡里卖粮的人极少。2007年，全乡1.6万多人口、7000多亩水田、4000多亩旱地，粮站只收了5吨稻谷、100多斤大豆和两三百斤油菜籽。而在上世纪末，一年收上来的粮食，相当于现在至少10倍的量。忙时，不仅粮仓，粮站院子的空地也要暂时堆积粮食。
根据乡政府统计，该乡2007年耕种面积达15461亩(双季计算)，粮食总产量达到8437吨，其中包括谷类4700吨。但是，乡里的统计员告诉记者，乡政府人力有限，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按照各家估算提供到村，再把各村的数据结合乡政府抽样测量得到的，“可能不准确”。
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厅了解到，江西省是全国13个主要粮食生产省份之一。每年调运出江西省的稻谷100亿斤，占全省总产量的1/4以上。2007年，江西省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4年增产，粮食播种面积5424.9万亩，平均亩产351公斤，总产380.8亿斤。
2007年初，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在主持省政府工作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，提出“江西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不动摇，江西省肩负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不动摇”。粮食生产被作为“三农”工作的首要任务。
农业厅的人员介绍，记者采访的地区本来就不是江西的产粮区，主要农作物一般是棉花和麻。不过，这几年也产量不佳，原因很复杂。
劳动力基本外出
王建嘲弄地问记者：“你报道有啥用？你能让他们在家种田么？”
据他介绍，在该村，90%以上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。留下的，除了小孩，大多都是两鬓花白的老人，全村110户人家每日所见不过50来人，有一半是1到12岁的小孩。记者所见到的7位青壮年(包括两位女性)，1个是村干部；4个是店铺老板；1个是当地小学的厨娘；1个在邻县建筑工地做事，因工钱发生纠纷，建筑方闹到县里，他闲在家中等债。
该乡的副乡长汤某说，由于该乡地处丘陵地，无法机械化生产，无法实现大规模种植，土地流转也非常困难。单靠人力零打零闹地种，就算加上国家补贴，也不如外出打工。
据统计，全乡每年外出人口大约8000人，占全乡总人口的一半。
在江西的邻省——湖北省，同样存在劳动力外流的现象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和湖北省阳光工程办公室的监测，2007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超过500万人。
受访者都说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早就不稀奇，全国都如此。2007年1月，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中国政府网透露，全国农民工总数约2亿人，其中1.2亿进城务工或经商，另有8000万人在乡就地转移就业，从种植业里脱离出来，到二、三产业就业。
汤某说，因缺少劳力，该乡耕地荒废了1/3，未荒废的2/3主要由留守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承担。他们只有少数几个人以种植农作物为主业，所种粮食也大多只够自家口粮。在有限的耕种面积上，所种粮食种类繁多，包括稻谷、大豆、玉米、红薯、油菜等，很少有富余的部分可以外售。
村民李某说，以前农忙的时候特别热闹，除草、犁地、施肥、插秧，都要全家出动，四五岁的小孩也要帮忙送水送饭、运送秧苗，累了就在田里玩木马滑水。稻谷收上来后，每天早晨，家家忙着架“架条”晒谷子，其间还要时不时出来翻动一下谷物、赶走麻雀。现在，家家大门紧闭，小孩上学去了，不种田的老人就到店铺聚着闲聊。串门的人很少了，晚上都早早关门睡觉，“连吵架都难得听到了”。
十年难富种田人
李某说，种田是件折磨人的苦差事；而且，仅靠种粮的话，一年所得，只够家庭开支，几乎没有余钱。“十年难富种田人!没听过么？”李某说。
他去年租种了10亩水田、9亩多旱地，包括麻、棉花、水稻、红薯、大豆、油菜。可夫妻俩都累坏了，俩人一个58岁、一个55岁，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，年末算下来，总收入也就不到1万元。可妻子身体扛不住，得了肾结石，花了好几千元，再除去化肥、种子等投入，收入“能有3000元就不错了”。
而且，农作物是靠天吃饭的。去年一场大旱，两亩地的麻他们只抽了一次，大概200斤不到，减产至少40%；一场大雪，油菜至少减产20%。
此外，化肥成本越来越高。一般来说，从松土到收获，一季稻子要施肥3到4次，每亩田一次大概20多斤化肥。算起来一亩田一季稻要用70斤左右的肥料。而氨肥、钾肥价格不断上涨，复合肥现在一袋(100斤)卖到了150元以上。
在来该乡的火车上，江西省瑞昌市乐山镇外出打工的刘琼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家4口人，每口人2分旱地、3分多田，全家一共是7分旱多地、一亩5分水田。旱地用来种红薯和蔬菜，除了自己吃就是喂猪；水田用来种稻子，一般亩产700斤左右，兑成大米大约500斤。一季收入算起来就是几担红薯、靠红薯养起来的一头猪、800斤米和国家补贴。
“就算种3季，一年总收成也就一头猪、2400斤米、100来块钱的补贴。”他估算了一下，年总收入大概是5700多元，还未计算生活成本。
他估计的最低生活成本大概包括：农资支出200元、小孩的住宿费用一个学期136元、家庭每月日常开支50元左右、粮食400斤左右，总数是1470元；过年过节、来客人，买猪肉吃，一次就得15元左右，如果一年吃10次猪肉，那就150元；过年给两个小孩买衣服，算100元左右。这样算下来，一年的生活成本至少在1900元以上。
他说，用收入减去生活成本，他一年能余3800元，这是种3季稻的情况。可是，就算一个壮劳力，承担起两亩多的田地，种3季稻，也是非常吃力的。如果两季稻，人轻松些，收入就减少了。而且，生活中还有人情礼、集资修庙建路等许多难以预料的开支。
而他现在在武汉工地上做漆匠，吃住算工地的，单日收入可以达到75元，一个月休息8天，月收入好的时候能到2000元，不好的时候也能超过1000元。“只要节省一点，一年一般能有1万元拿回家。”
工地上虽然苦，他至少半个月能吃上一次猪肉，一天上班时间一般也不超过八九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可以休息。而且，妻子带孩子的同时在家里可以种点菜、种点口粮。
在刘琼看来，大规模地养殖、种植比起打工风险要大得多，打工虽然不能发财，却能让家人吃穿有所保证。从武汉回家时，给孩子捎点小吃，买几件新衣服，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他打算打几年工，存点钱，再作其他打算。
土地流转不起作用
在记者采访的乡村，水田与旱地面积都很有限，而且分布不均，形状、大小、高低等参差不齐，主要依靠耕牛进行松土。在当地，一头耕牛几千元，一般是3到4家共同养着，以山上野草为主要饲料。1998年到2003年间，先后有村民试图引入生产机械，因为耕地过小、油价上涨，很快就因为“养不起”换成了钱或者耕牛。
在瑞昌打工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，前几年乡里也提出过土地流转，但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方案，土地用来办厂，要成本，还得要销路；种植养殖，没技术也没本钱，还找不到劳动力；用来种田，“太不合算了，谁也不干”。
在这里，没有农民办工厂、办企业。几家采石场是唯一能看见“大钱”的地方。据介绍，这几家采石场由一位浙江老板投资，拥有近百辆运输大卡车，每辆大卡车每天出5车石头，运往县城的水泥厂，一车大概200元。“一天就是10万元，”王建羡慕地说，“真是有钱!”
然而，对这些采石场，许多乡民颇有微词。乡政府边的一位杂货铺老板娘告诉记者，就是这些拖石头的车，把五六年前的乡级水泥村路拖成了“珍珠港”。一路看去，全是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水洼，常有外乡来的底盘很低的桑塔纳被坑洼卡住。乡民们眼看着自乡的资源化成钱哗哗地流进“浙江佬”的口袋，没得到半点好处，还得忍受沉重的卡车来回的轰鸣和灰土。
显然，乡里的自然资源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，却成为商人的财路。那么，乡里不能组织本地农民开发自然资源么？
该乡另一位副乡长笑了，问：“开发成本在哪儿？”他说，要开采石场，首先要有销路，销路既是靠人脉，也是靠钱铺起来的。“比如县里的水泥厂，周边全是山区，运石头的多得是，为什么一定要你的？”其次，要有车队，车队是靠钱雇用的；再有，火药、叉车、挖土机、人力、安全措施，都是成本。他说，这个成本是以“万元”为计数单位的。作为乡政府，他们既不能以企业的身份去开发采石场，也无法向咨询的农民提供盈利的担保。
记者了解到，该乡每年上交的200万元左右的财政税收，有一大半是从外面“买来的税”。乡政府没人算得出该乡的GDP。他们习惯了交完上面的任务了事，不多想，想了也难操作。当地老百姓说，乡政府“只会吃饭”。
只有进城分享发展果实
村民孙某说，他们也关心大形势，经常看《新闻联播》。看见总理说，要让农民分享发展的果实，他觉得很激动。国家这么发达，每年生产总值10%地涨，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越来越多，这么多“果实”，为什么农民在家就“吃”不到？
这里没有机械生产，想大规模种植根本不可能。
在这里，“没有用的人”才种地，是苟且活着的人；通过上大学、做生意走出这里的人，那就是“能人”。
这里没有好的教育资源，许多小孩读完初中就辍学了。在家种田不赚钱，出门打工也不赚钱。
这里没有好公路，村镇公路还要农民自己掏钱修，每家交了45元，通车才4个月，路就裂了。
这里没有养老保险。老人得了慢性重病一般是不治的，比如脑溢血。孙某的父亲那年得了脑溢血，就躺在床上等死。两个在外读书的儿子回来，看着难过，叫赤脚医生来给爷爷吊盐水。孙某大怒，让一位兄弟对着昏迷的老人说：“叔，医生说你醒来也是植物人，你儿养不起啊!我拔了盐水瓶，您安心地去，千万别生您儿子的气啊!”据孙某说，在场好几个人都看见昏迷的老人点头了。3天后，老人去世了，孙某眼眶红了。
这里的乡民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，不孝顺的人是要被千人指万人骂的，但孙某的行为却获得了广泛的理解，因为许多人都会这样抉择。
在这里，“重男轻女”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因为该地仍保留着“嫁女”的传统，女儿最终会成为别人的儿媳妇，赡养公婆而非自己的亲生父母。
在这里，没生儿子意味着没人养老。没有儿子的夫妇，常被看成“断后”的人，会觉得抬不起头来。因而，当地有许多黑户口，一般为女孩子。不到5年生两胎要罚款，有人就不给女孩上户口，留着等将来生了儿子再说。也有人愿意等到女儿5岁之后再生一胎。不过，谁知道第二胎是不是儿子呢，许多人等不及。因此，“黑户”女童越来越多。
李某最羡慕同村的一位有5个儿子的老人。“过年的时候，5个儿子都(从外面打工)回了，每人2000元拿到父亲手上，崭新的钞票”。这位老人63岁，妻子59岁，带着5个儿子的7个小孩，从1岁半到12岁。
一位在外打工4年的打工妹，在与记者通电话时，无限羡慕地问：“你在办公室里上班么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只要打电脑么？”“嗯。”沉默了半晌，她说：“真好!”她一个月工资900元，吃住由厂里提供，天天下车间。
村妇的耳语
当记者回到村委会，两位村妇远远迎来，神神秘秘地把记者带到角落。年纪大点的那位对记者耳语道：“妹儿唉，给你提个醒，千万千万千万，别说我们有荒地，知道不？中央政策这么好，又是补贴又是提价，可别让中央觉得，我们这儿的农民有地不种，太懒!可别连那点补贴都不给我们了。”她显得异常忧心。
这位村妇今年61岁。年轻的那位55岁，还经常下地干活，去年分别拿到了20元的水稻良种补贴和20元的粮食直补及综合直补。这钱的数额怎么算的，她不清楚。她的丈夫——60岁的王炳焕也说不出所以然。不过，眼看着2008年第一季度过去了，他们盼望的新一年的补贴还未打到乡里发的一卡通上，总觉得心里挂念。
按照该乡财务会计黄某给出的数据，该乡农民所能获得的补贴主要包括：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、水稻良种补贴和油菜补贴、能繁母猪补贴、退耕还林补助。此地大多数农民只满足前两项条件。
按照2007年补助的标准，粮食直补为11.8元/亩、综合直补19.2元/亩；良种补贴，早稻10元/亩、中稻15元/亩、晚稻7元/亩。如果一个农民一年种3季稻谷，能获得63元/亩的补贴。
黄某说，今年，国家加大了补贴力度，鼓励种田、养殖，农民今年所能获得的补贴应该会增加30%左右。
而且，县里设立了农业科技站，站里定期派农业科技员下乡提供义务咨询。包括养殖、种植、农作物耕种等。养殖的疫苗也由县里免费提供。
另外，对农民的贷款门槛降低了，利息也降低了。
“国家政策真是好，不管补多少，总比没有强，暖心啊!”61岁的那位村妇说，她最担心的是，如果记者报道了该地劳动力外出，留守的人任由土地荒废，会导致“上面”对农民失望，不再继续补贴。
她坚持给记者算了一亩田的化肥支出：复合肥现在涨到155元一包(100斤)，尿素、磷肥、氨肥都涨到了70元左右。一亩水稻，经犁田(松土的过程)、种谷籽、插秧、除草等几个环节，大概需要70斤的肥料，花费在70元以上，国家补贴经费大概也就冲抵化肥的投入。“田本来就难种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没有了这笔补贴……你说，一年总共能拿多少现钱？”
王建也不无担心地问，如果中央觉得怎么补也没用，会不会就干脆不补了？
粮站变工厂
“有什么好采访的，这就是一个死村!”
4月18日，记者走进江西省北部的一个小山村，该村一位村干部的激烈措辞和表达方式让记者印象深刻。记者是在村间小路上碰到他的。他叫王建，今年29岁，2002年起在村委会上班。
王建说，这里没人愿意种庄稼，土地基本都荒废了，种上的庄稼收成也很一般。“你看，一片死寂!”他说。
他带着记者沿着通往乡政府的水泥路上走了一段，2公里的路程中，路边耕地里见不到一个人影。不过，有7块水田已经犁过了，这表示主人是打算播种的。“现在还没犁过的、没除草的(耕地)很可能就是不种的。”王建说：“没有人(种)!”
记者发现，耕地荒废的情况似乎并未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严重，就表示要到该乡粮站了解前几年的粮食收购情况。
遵照王建在电话中的指引，记者找到他说的粮站地点，却只看见一家工厂，搭建着几个面积不大的两层木棚。大门口有位60多岁的老人，努力睁着浑浊的眼睛看着记者，耳朵不是特别好使。在这个地点转了几分钟，记者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不是粮站。仔细观察工厂门牌，发现边上还挂着一块牌子，还真是“粮站”。接通粮站站长的电话，却得知，他不在这里办公。
在马路对面的一家煤气站的办公室内，记者见到了粮站站长雷某。他告诉记者，他这个站长只是虚名，粮站早就名存实亡，基本不收粮了。
他说，乡里卖粮的人极少。2007年，全乡1.6万多人口、7000多亩水田、4000多亩旱地，粮站只收了5吨稻谷、100多斤大豆和两三百斤油菜籽。而在上世纪末，一年收上来的粮食，相当于现在至少10倍的量。忙时，不仅粮仓，粮站院子的空地也要暂时堆积粮食。
根据乡政府统计，该乡2007年耕种面积达15461亩(双季计算)，粮食总产量达到8437吨，其中包括谷类4700吨。但是，乡里的统计员告诉记者，乡政府人力有限，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按照各家估算提供到村，再把各村的数据结合乡政府抽样测量得到的，“可能不准确”。
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厅了解到，江西省是全国13个主要粮食生产省份之一。每年调运出江西省的稻谷100亿斤，占全省总产量的1/4以上。2007年，江西省粮食生产实现了连续4年增产，粮食播种面积5424.9万亩，平均亩产351公斤，总产380.8亿斤。
2007年初，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在主持省政府工作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，提出“江西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不动摇，江西省肩负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不动摇”。粮食生产被作为“三农”工作的首要任务。
农业厅的人员介绍，记者采访的地区本来就不是江西的产粮区，主要农作物一般是棉花和麻。不过，这几年也产量不佳，原因很复杂。
劳动力基本外出
王建嘲弄地问记者：“你报道有啥用？你能让他们在家种田么？”
据他介绍，在该村，90%以上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。留下的，除了小孩，大多都是两鬓花白的老人，全村110户人家每日所见不过50来人，有一半是1到12岁的小孩。记者所见到的7位青壮年(包括两位女性)，1个是村干部；4个是店铺老板；1个是当地小学的厨娘；1个在邻县建筑工地做事，因工钱发生纠纷，建筑方闹到县里，他闲在家中等债。
该乡的副乡长汤某说，由于该乡地处丘陵地，无法机械化生产，无法实现大规模种植，土地流转也非常困难。单靠人力零打零闹地种，就算加上国家补贴，也不如外出打工。
据统计，全乡每年外出人口大约8000人，占全乡总人口的一半。
在江西的邻省——湖北省，同样存在劳动力外流的现象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和湖北省阳光工程办公室的监测，2007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超过500万人。
受访者都说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早就不稀奇，全国都如此。2007年1月，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中国政府网透露，全国农民工总数约2亿人，其中1.2亿进城务工或经商，另有8000万人在乡就地转移就业，从种植业里脱离出来，到二、三产业就业。
汤某说，因缺少劳力，该乡耕地荒废了1/3，未荒废的2/3主要由留守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承担。他们只有少数几个人以种植农作物为主业，所种粮食也大多只够自家口粮。在有限的耕种面积上，所种粮食种类繁多，包括稻谷、大豆、玉米、红薯、油菜等，很少有富余的部分可以外售。
村民李某说，以前农忙的时候特别热闹，除草、犁地、施肥、插秧，都要全家出动，四五岁的小孩也要帮忙送水送饭、运送秧苗，累了就在田里玩木马滑水。稻谷收上来后，每天早晨，家家忙着架“架条”晒谷子，其间还要时不时出来翻动一下谷物、赶走麻雀。现在，家家大门紧闭，小孩上学去了，不种田的老人就到店铺聚着闲聊。串门的人很少了，晚上都早早关门睡觉，“连吵架都难得听到了”。
十年难富种田人
李某说，种田是件折磨人的苦差事；而且，仅靠种粮的话，一年所得，只够家庭开支，几乎没有余钱。“十年难富种田人!没听过么？”李某说。
他去年租种了10亩水田、9亩多旱地，包括麻、棉花、水稻、红薯、大豆、油菜。可夫妻俩都累坏了，俩人一个58岁、一个55岁，没日没夜地下地干活，年末算下来，总收入也就不到1万元。可妻子身体扛不住，得了肾结石，花了好几千元，再除去化肥、种子等投入，收入“能有3000元就不错了”。
而且，农作物是靠天吃饭的。去年一场大旱，两亩地的麻他们只抽了一次，大概200斤不到，减产至少40%；一场大雪，油菜至少减产20%。
此外，化肥成本越来越高。一般来说，从松土到收获，一季稻子要施肥3到4次，每亩田一次大概20多斤化肥。算起来一亩田一季稻要用70斤左右的肥料。而氨肥、钾肥价格不断上涨，复合肥现在一袋(100斤)卖到了150元以上。
在来该乡的火车上，江西省瑞昌市乐山镇外出打工的刘琼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家4口人，每口人2分旱地、3分多田，全家一共是7分旱多地、一亩5分水田。旱地用来种红薯和蔬菜，除了自己吃就是喂猪；水田用来种稻子，一般亩产700斤左右，兑成大米大约500斤。一季收入算起来就是几担红薯、靠红薯养起来的一头猪、800斤米和国家补贴。
“就算种3季，一年总收成也就一头猪、2400斤米、100来块钱的补贴。”他估算了一下，年总收入大概是5700多元，还未计算生活成本。
他估计的最低生活成本大概包括：农资支出200元、小孩的住宿费用一个学期136元、家庭每月日常开支50元左右、粮食400斤左右，总数是1470元；过年过节、来客人，买猪肉吃，一次就得15元左右，如果一年吃10次猪肉，那就150元；过年给两个小孩买衣服，算100元左右。这样算下来，一年的生活成本至少在1900元以上。
他说，用收入减去生活成本，他一年能余3800元，这是种3季稻的情况。可是，就算一个壮劳力，承担起两亩多的田地，种3季稻，也是非常吃力的。如果两季稻，人轻松些，收入就减少了。而且，生活中还有人情礼、集资修庙建路等许多难以预料的开支。
而他现在在武汉工地上做漆匠，吃住算工地的，单日收入可以达到75元，一个月休息8天，月收入好的时候能到2000元，不好的时候也能超过1000元。“只要节省一点，一年一般能有1万元拿回家。”
工地上虽然苦，他至少半个月能吃上一次猪肉，一天上班时间一般也不超过八九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可以休息。而且，妻子带孩子的同时在家里可以种点菜、种点口粮。
在刘琼看来，大规模地养殖、种植比起打工风险要大得多，打工虽然不能发财，却能让家人吃穿有所保证。从武汉回家时，给孩子捎点小吃，买几件新衣服，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他打算打几年工，存点钱，再作其他打算。
土地流转不起作用
在记者采访的乡村，水田与旱地面积都很有限，而且分布不均，形状、大小、高低等参差不齐，主要依靠耕牛进行松土。在当地，一头耕牛几千元，一般是3到4家共同养着，以山上野草为主要饲料。1998年到2003年间，先后有村民试图引入生产机械，因为耕地过小、油价上涨，很快就因为“养不起”换成了钱或者耕牛。
在瑞昌打工的一位农民告诉记者，前几年乡里也提出过土地流转，但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方案，土地用来办厂，要成本，还得要销路；种植养殖，没技术也没本钱，还找不到劳动力；用来种田，“太不合算了，谁也不干”。
在这里，没有农民办工厂、办企业。几家采石场是唯一能看见“大钱”的地方。据介绍，这几家采石场由一位浙江老板投资，拥有近百辆运输大卡车，每辆大卡车每天出5车石头，运往县城的水泥厂，一车大概200元。“一天就是10万元，”王建羡慕地说，“真是有钱!”
然而，对这些采石场，许多乡民颇有微词。乡政府边的一位杂货铺老板娘告诉记者，就是这些拖石头的车，把五六年前的乡级水泥村路拖成了“珍珠港”。一路看去，全是直径超过一米的大水洼，常有外乡来的底盘很低的桑塔纳被坑洼卡住。乡民们眼看着自乡的资源化成钱哗哗地流进“浙江佬”的口袋，没得到半点好处，还得忍受沉重的卡车来回的轰鸣和灰土。
显然，乡里的自然资源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，却成为商人的财路。那么，乡里不能组织本地农民开发自然资源么？
该乡另一位副乡长笑了，问：“开发成本在哪儿？”他说，要开采石场，首先要有销路，销路既是靠人脉，也是靠钱铺起来的。“比如县里的水泥厂，周边全是山区，运石头的多得是，为什么一定要你的？”其次，要有车队，车队是靠钱雇用的；再有，火药、叉车、挖土机、人力、安全措施，都是成本。他说，这个成本是以“万元”为计数单位的。作为乡政府，他们既不能以企业的身份去开发采石场，也无法向咨询的农民提供盈利的担保。
记者了解到，该乡每年上交的200万元左右的财政税收，有一大半是从外面“买来的税”。乡政府没人算得出该乡的GDP。他们习惯了交完上面的任务了事，不多想，想了也难操作。当地老百姓说，乡政府“只会吃饭”。
只有进城分享发展果实
村民孙某说，他们也关心大形势，经常看《新闻联播》。看见总理说，要让农民分享发展的果实，他觉得很激动。国家这么发达，每年生产总值10%地涨，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越来越多，这么多“果实”，为什么农民在家就“吃”不到？
这里没有机械生产，想大规模种植根本不可能。
在这里，“没有用的人”才种地，是苟且活着的人；通过上大学、做生意走出这里的人，那就是“能人”。
这里没有好的教育资源，许多小孩读完初中就辍学了。在家种田不赚钱，出门打工也不赚钱。
这里没有好公路，村镇公路还要农民自己掏钱修，每家交了45元，通车才4个月，路就裂了。
这里没有养老保险。老人得了慢性重病一般是不治的，比如脑溢血。孙某的父亲那年得了脑溢血，就躺在床上等死。两个在外读书的儿子回来，看着难过，叫赤脚医生来给爷爷吊盐水。孙某大怒，让一位兄弟对着昏迷的老人说：“叔，医生说你醒来也是植物人，你儿养不起啊!我拔了盐水瓶，您安心地去，千万别生您儿子的气啊!”据孙某说，在场好几个人都看见昏迷的老人点头了。3天后，老人去世了，孙某眼眶红了。
这里的乡民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，不孝顺的人是要被千人指万人骂的，但孙某的行为却获得了广泛的理解，因为许多人都会这样抉择。
在这里，“重男轻女”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因为该地仍保留着“嫁女”的传统，女儿最终会成为别人的儿媳妇，赡养公婆而非自己的亲生父母。
在这里，没生儿子意味着没人养老。没有儿子的夫妇，常被看成“断后”的人，会觉得抬不起头来。因而，当地有许多黑户口，一般为女孩子。不到5年生两胎要罚款，有人就不给女孩上户口，留着等将来生了儿子再说。也有人愿意等到女儿5岁之后再生一胎。不过，谁知道第二胎是不是儿子呢，许多人等不及。因此，“黑户”女童越来越多。
李某最羡慕同村的一位有5个儿子的老人。“过年的时候，5个儿子都(从外面打工)回了，每人2000元拿到父亲手上，崭新的钞票”。这位老人63岁，妻子59岁，带着5个儿子的7个小孩，从1岁半到12岁。
一位在外打工4年的打工妹，在与记者通电话时，无限羡慕地问：“你在办公室里上班么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只要打电脑么？”“嗯。”沉默了半晌，她说：“真好!”她一个月工资900元，吃住由厂里提供，天天下车间。
村妇的耳语
当记者回到村委会，两位村妇远远迎来，神神秘秘地把记者带到角落。年纪大点的那位对记者耳语道：“妹儿唉，给你提个醒，千万千万千万，别说我们有荒地，知道不？中央政策这么好，又是补贴又是提价，可别让中央觉得，我们这儿的农民有地不种，太懒!可别连那点补贴都不给我们了。”她显得异常忧心。
这位村妇今年61岁。年轻的那位55岁，还经常下地干活，去年分别拿到了20元的水稻良种补贴和20元的粮食直补及综合直补。这钱的数额怎么算的，她不清楚。她的丈夫——60岁的王炳焕也说不出所以然。不过，眼看着2008年第一季度过去了，他们盼望的新一年的补贴还未打到乡里发的一卡通上，总觉得心里挂念。
按照该乡财务会计黄某给出的数据，该乡农民所能获得的补贴主要包括：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、水稻良种补贴和油菜补贴、能繁母猪补贴、退耕还林补助。此地大多数农民只满足前两项条件。
按照2007年补助的标准，粮食直补为11.8元/亩、综合直补19.2元/亩；良种补贴，早稻10元/亩、中稻15元/亩、晚稻7元/亩。如果一个农民一年种3季稻谷，能获得63元/亩的补贴。
黄某说，今年，国家加大了补贴力度，鼓励种田、养殖，农民今年所能获得的补贴应该会增加30%左右。
而且，县里设立了农业科技站，站里定期派农业科技员下乡提供义务咨询。包括养殖、种植、农作物耕种等。养殖的疫苗也由县里免费提供。
另外，对农民的贷款门槛降低了，利息也降低了。
“国家政策真是好，不管补多少，总比没有强，暖心啊!”61岁的那位村妇说，她最担心的是，如果记者报道了该地劳动力外出，留守的人任由土地荒废，会导致“上面”对农民失望，不再继续补贴。
她坚持给记者算了一亩田的化肥支出：复合肥现在涨到155元一包(100斤)，尿素、磷肥、氨肥都涨到了70元左右。一亩水稻，经犁田(松土的过程)、种谷籽、插秧、除草等几个环节，大概需要70斤的肥料，花费在70元以上，国家补贴经费大概也就冲抵化肥的投入。“田本来就难种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没有了这笔补贴……你说，一年总共能拿多少现钱？”
王建也不无担心地问，如果中央觉得怎么补也没用，会不会就干脆不补了？